天天游戏金融危机正是当金融机构陷入困难，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指标急剧恶化时，整个金融体系被破坏，出现严重困难的现象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由此可以看出，金融生态和金融危机之间具有理论联系，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金融生态的各种要素之间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具有相互依存性。金融生态静态因素的依存性首先表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依存性，资金供求者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相互交易，维持着金融系统的日常运转。其次，静态结构因素中的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依存性，这种依存性直接影响着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状况。如没有一个适宜的金融生态环境，就必然会阻碍金融主体的金融活动和金融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发展，致使金融生态失衡，金融体系崩溃。金融生态的发展同自然生态一样，呈现为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同样具有自我调节机能和调节边界，当金融生态的变化超过这个边界时候，或者自我调节机能失去了其机制效力时，就会破坏金融生态平衡，此时，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在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机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组织、单位，如银行、证券、保险、民间借贷等。美国经济呈现衰退危险时，政府采取了降息减税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房产价格一路飙升，从提供资金的银行到面向终端客户的抵押贷款商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和利润，就放宽条件，允许那些不具备贷款条件和还款能力、信用等级较差的人参与住房抵押贷款，使得大量低信用、低收入的人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形成了巨大信贷风险。在金融生态系统中贷款者在改变经济基础的同时也会产生不良贷款和债务，当超越了调节机制的能力范围，就会打破金融生态平衡，引发金融危机。在此次危机中，大量低信用者为获取房产，争相申请次级贷款。在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过程中，由于购房者收入减少，付不起房贷利息导致房贷违约率上升，造成了大量的次贷风险，引发了次贷危机。

　　在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动力也主要来自于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基础同样发挥着类似于土壤的生态作用，是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在次贷风暴席卷美国并向全球扩展的前夕，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为金融危机的蔓延提供了温床。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国家债务迅速增长，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则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其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剧了金融生态的不平衡。全球金融生态环境之所以不断恶化，美国的高消费之所以能在巨额贸易逆差的背景下得以维持，美国虚拟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年持续膨胀，是与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单级国际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最后，国际评级机构对欧盟五国的信用评级的连续下调对欧债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投资者有国家破产的担忧，恐慌情绪蔓延，同时也使得这些国家借债成本增加，负担更重。

　　适当的政策环境有助于改善金融生态系统的结构，增强金融生态的功能和效率。反之，不良的的政策环境就会影响到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变化，并产生弱化金融功能，破坏金融生态平衡，引发金融危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采取税收支持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得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另外，美国赤字政策导致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美国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及金融衍生品，通过这种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流入美国，为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为了抑制经济的下滑，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例如对处于困境的银行注资。这些计划的本质是将私人部门债务转换成政府部门债务，通过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和杠杆化支持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盖上和去杠杆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欧元区金融的稳定，但导致了各国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严重恶化，危机开始从市场与企业层面蔓延到政府层面。

　　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不同的环境影响着生物的性态，同一种生物在不同的环境下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生活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了该国各种体制的形式。在超前消费盛行的西方社会里，流行一种借贷消费的“信用文化”，个人靠借贷消费，团体靠借贷运行，银行靠借贷填账，国家靠借贷维持，政府和家庭都债台高筑，个人储蓄率下跌至接近零，无节制的负债最终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暴发。

　　首先，价格机制调节失效。调节金融生态的价格机制主要包括利率与金融服务的费用标准。此次金融危机中，次级贷款被包装成各种衍生金融产品大肆操作，金融创新产品的高杠杆率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创新产品的杠杆特性是泡沫膨胀的加速器，成为银行过度借贷和资产泡沫快速膨胀的直接原因，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它又加速了金融机构的倒闭和全球流动性的蒸发，成为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加速器。另外，由于金融衍生品的评级费用由债券承销商支付，评级越高越利于销售，评级费用也越高，因此评级机构无法保证评级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在金融生态系统中，有效的价格能反映金融市场的资金与产品的供求状况以及金融服务的质量。而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前，价格自身已经失去了有效性，无法发挥作为一个检验金融组织生存能力的根本标准的作用，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使金融生态系统自动趋于平衡，最终导致平衡被打破，金融危机爆发。

　　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一样，在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下，适者生存，金融生态系统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在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下产生的。从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来分析本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过度的金融创新，泛滥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金融创新及衍生产品市场对于其基础市场而言，既有平衡对冲基础市场风险的正效应，也可能有放大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负效应。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由于过度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过度，房地产金融机构以次级抵押贷款为支持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金融产品，极度烦琐和复杂的信用创造程序，导致潜在的危机。由于价格机制的失效，这些过度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衍生品在导致危机出现时无法自我反应退出市场，导致市场退出机制也失效。没有完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就无法维持金融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整个金融运行的内在机制就失去了调解功能。

　　在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供求平衡既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是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消除或防范货币危机是消除或防范银行业危机的关键，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其中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此次金融危机与美联储所实施的不当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美联储在“反衰退”思想指导下，从2001年开始连续13次降息，支持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任意发展，造成美元持续走弱和通胀压力增大。经济回暖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利率的急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使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降温，房屋贷款公司受到了沉重打击，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相继关门，随后危机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蔓延到欧盟的债务危机则充分暴露出欧元区体系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而财政政策却由国家分而治之。当某些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它们难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等特点，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比如，当希腊遇到问题时，对外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对内不能通过货币扩张来削减政府债务。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结果就是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进而出现债务累计和信用问题。

　　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构成的生态系统需要有适当的规则来维系，金融监管对维护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与有效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交易进行控制，或者在经济过程中对其进行引导和纠正。金融监管缺失会使金融生态系统运行的环境恶化，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暴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这样的监管体制从前是美国金融业繁荣发展的基础，但是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和金融机构业务的综合化，“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开始出现“空白”，存在监管盲点。此外，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主要目标是将金融风险移出银行，防范银行风险，这就导致了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之外的金融风险漠而视之，又因为资产证券化表面上的良好表现，更使监管当局忽视了对它的监管。同时，美联储放松对美国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拆借的监管，放大信用的杠杆比例，引发了“经济泡沫”。因此，美国监管体制的缺陷和监管不力成为危机暴发的主导因素。另外，国际性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职能缺失也使得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扩大为国际金融危机。IMF不仅没有预测到危机的爆发，而且在危机爆发后仍然严重低估危机的破坏性，对美国这一危机始发国也没能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在危机的救助过程中也受制于资源短缺而无所作为。

　　对于上述中外学者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观点，本文持同意的态度。同时认为，金融化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是阶段性变化，仍然是资本主义进人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中的变化。根本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所有制关系没有改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社会经济运行变化，即货币化经济新形态--金融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形成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变化。是金融资本的形态变化，虚拟金融资本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由此带来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垄断资本主义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新型金融资本，即虚拟金融资本主导整个社会经济，占据统治地位。

　　一、是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帝国主义时展中的阶段性变化，以虚拟金融资本垄断为主导统治社会经济生活

　　我们仍然处于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大的发展时代。1914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①1916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②“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主义。”③

　　列宁所讲的时代，已经是金融资本统治的时代，当然是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高度发展融合形成金融资本的全面统治，这时资本形态还是实体资本经济形态为主导。

　　生产集中与资本集中必然产生垄断，而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资本集中是一个双重进程，从生产力和生产的物质内容看，生产集中是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同时空转移；从非物质生产部门比如金融业的集中和垄断看，则存在着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相脱离。

　　这是一个矛盾的进程，资本的价值不能脱离实际生产产生；而资本主义生产中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又不断产生脱离实际生产就能增殖的妄想。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指出了资本企图脱离生产过程、劳动过程就能获得利润的“妄想”、“狂想”。列宁也讲到“三个分离”问题。但是,这种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还是在占据社会经济地位方面，都没有达到占主导的地位。而今天即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即以金融为主体，金融自我循环、膨胀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积累方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而后工业资本主义，也即产业资本主义，之后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经过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达到帝国主义阶段。信用制度、金融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适应其条件，即剩余价值生产的追求而产生并发展。它从为产业资本服务到与产业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的统治；再追求自身独立，日趋脱离产业而独立自我循环，追求自身最大利益，成为当今世界至高无上，新型的万能统治者。它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过程中的阶段。

　　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最新的一种形式，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导社会政治经济，通过金融系统进行的货币财富的积累凌驾于产品生产过程之上的一种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从储蓄到投资的金融中介活动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宰，并因此对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主义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力量。

　　国内外更多的学者认为，金融化是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了高度金融化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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推行经济金融的自由化与市场化，利率管制、银行业兼并收购管制等对金融业的各种管制相继被取消。这些新的发展，很多源于美国，随后迅速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从1990年到2011年，全球金融总资产从56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18万亿美元，增长了289%，而同期全球GDP总量从22万亿美元增长到70万亿美元，只增长了218%，金融资产的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长率。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资本主义具有不同以往的特点。首先，形成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代表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其次，金融资本新形态首先在经济领域拓展，形成金融帝国主义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新剥削模式。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实行全面统治。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金融资本主义的不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随着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的迅猛发展，以虚拟金融为主导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再有，以科技进步与金融创新为特征的新的金融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所形成的资本主义金融化,是当今资本主义货币化经济的新形态。

　　全社会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移至金融部门，金融业在全社会占据了主导和主体地位。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中，金融资本在美国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更为强大。期间，美国金融部门持有的对个人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债权从3万亿美元增长到了30万亿美元。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也从原来小规模的合伙制企业演变成为跨国经营的上市公司。到2005年，美国10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占美国整个商业银行总资产的55%,而1990年这一比例不到25%。

　　金融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过去30年中，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全面性金融自由化，金融业迅速膨胀，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与资本高度金融化的趋势。金融业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也从工业资本主义演变为金融资本主义。

　　二、货市化经济新形态--金融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形成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

　　1.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形成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各种要素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独立、大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金融化转型。市场在全球化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凸显，而金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处于重要地位。

　　早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变化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形态的变化，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在这中间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作家就有过论述。关于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的发展与大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关系，列宁指出：“非常重要的是要看到：发生这种更替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最深刻最根本的趋势直接发展、扩大和继续的结果。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处处可见的基本趋势。在交换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达到的阶段，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至自由竞争被垄断所取代。”①说明随着生产力大发展而兴起的商品经济大发展，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推动作用，对资本主义发展变化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列宁所提的“资本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帝国主义。

　　金融化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更加的强化，特别是虚拟金融垄断的强化。它是在商品货币经济、市场经济，特别是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的。

　　2.金融经济是货币化经济的新形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形成与发展，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形成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化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联。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总的趋势的三个组成部分。贸易从产品交换阶段体现国际经济联系；跨国经营从生产阶段体现国际经济联系，而金融则从要素配置方面体现国际经济关系。三者构成全部生产过程，体现了世界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条件下的生产过程的全球性，全面性。

　　同时，这三个阶段存在着世界市场交换经济发展历史的、逻辑的关系。国际贸易是从一国本身的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发展，是首要的基本的形式。跨国生产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金融的国际配置是比商品的流动更为高级的形式，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更优化的资源配置。跨国投资的国际性生产依存于金融的国际化。它不仅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创造了条件，也是超越于现实经济成为经济发展先决条件。金融全球化的意义和地位就在这里。

　　生产经营的跨国化是国际经济关系更加紧密的深刻表现，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直接结果，也即金融发展的结果。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是通过直接投资即资本的国际流动使生产突破了一国的界限。世界生产的很大比重由跨国公司来进行，它在幸球范围组织生产过程，民族国家的市场障碍术断被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冲破。产品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选址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而国家的差别日益淡化。产业分布越来越多的是全球战略布局的结果，而不是继续作为本国产业政策的结果。没有国际金融领域的高度发展,包括融资、国际金融市场,跨国银行业务，汇率制度，跨国界的生产是不能想象的。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资本投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时指出的，它是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天天游戏。“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第一推动力”的意义正在于此。

　　金融市场的职能是运行货币资本，其重要地位和意义决定了国际性的金融深化在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商品生产与交换是其初期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形成金融市场对整个市场体系的主导作用，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金融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还运用货币金融手段和工具对全社会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节、调控作用。金融不但对商品的流通起媒介作用，而且对市场要素的配置起主导作用，并通过自身的发展使这些作用不断强化。

　　现代市场经济中，没有有效的金融运行，就没有有效的经济运行。金融的主导作用在今天，在世界范围更加显现,并不断强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贸易自由化，生产一体化，金融国际化相继发展，而金融的国际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更高的阶段。特别突出表现在金融工具的创新，与金融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金融化，一个显著特征是金融与产业，与实际经济运行的脱节。20世纪70~80年代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各种要素市场独立，运转，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独立。金融化在自由化、市场化大潮中，逐渐形成与实体经济、与产业的脱节，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货币与资本流动大部分是因贸易和投资引起，贸易支付和产业性投资活动是国际金融业务的基本内容。而从80年代以后看，国际金融业务90%巳与贸易与投资活动无关，而是为了通过金融活动获得资本本身最大利益。这些非传统型金融活动导致外汇交易、国P示证券交易、国际银行业务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剧烈增长，使国际金融活动日益脱离现实经济活动而独立存在和运行。外汇交易方面，传统外汇交易和新型外汇交易同时迅速增长。在证券交易方面。80年代，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证券交易数量约占其GDP的10%。到1992年，这一数字达到110%左右。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早在1915年年底和1916年年初，列宁在《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就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巳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早在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发展初期就包含这种现象,但当时脱离实际产业的虚拟金融资本还未成为主导。

　　在20世纪80年代，以美英帝国主义国家为主，推行新自由主义，在实施金融化方面，典型的首先是由于金融资本独立性，金融资本即脱离本国主权国家的管制，在世界自由流动；又不受世界其他国家的管制。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各国金融市场开放，普遍放宽外国金融机构参与本国国内金融业务的限制。再一个就是金融监管的放松，使金融资本，特别是虚拟金融资本自由发展。各种新的衍生金融工具应运而生，各种金融资本在数量上大大增长。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投资远远超过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所谓金融创新是70?80年代开始的金融业的重要现象，促使金融资本膨胀。世界范围的金融创新大大增强了全球范围的资金融通。现代信息技术，全球电脑联网大大便捷了金融信息和清算便利化。

　　较早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开辟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时代。在一种货币的法律管辖国之外发生以该种货币为面值的银行信用业务。起源于欧洲的“欧洲货币市场”很快成为全球各地境外市场的专有名词。这个发展的结果就是，脱离任何具体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它不受所在国法律制约，体现了超国家性或国际性。

　　金融市场全球化，新起的国际金融市场，地区性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的金融市场构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融资工具不断翻新，它通过金融工具反复包装，以各种新金融产品的面貌推向大众，推向市场，而远远背离了其所包含的价值含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获得更大的金融利益为目标。

　　金融市，场的独立，金融部门，金融工具的膨胀，自我循环，使G-G循环成为现实，它使货币资本的运动绕开实际生产过程，而实现自我增殖。成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形态。而这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下实现，是由于金融垄断的强势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力革命性进步的信息技术革命，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进步的市场经济大发展，金融经济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日趋显现，这些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_现。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推行新自i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金融资本利用进步的生产力和经济形式，为资本的增值服务，形成金融虚拟经济主导的社会经济运动，并扩展到全球化范围。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金融经济的结合形成了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新阶段，使金融帝国主义有了新的历史内涵。

　　金融经济是货币化经济的更高的形态，是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后而发展起来，表明全社会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市场化渗透到一切社会经济运行中，包括金融、货币、资本市场完整独立地在整个市场体系中运行。金融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形成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早在奴隶制社会就存在了，但形成主导社会经济运行的商品经济形态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力极大发展时形成的，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历史渊源。而后商品经济极大发展形成市场经济，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我们认为的金融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极大发展条件下，社会经济的进步--生产社会化发展到资本社会化的前提下发展的，是在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被资本用来谋取巨大利益的工具。资本化的货币，金融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被金融资本的力量所掌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形成强势的统治力量，即已有的传统金融资本，加上新型虚拟金融资本的垄断力量。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突变是其变化的最终原因。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创新带来的整个生产力的飞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以及所表现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性变化，也是由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所推动的。20世纪80-90年代的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新技术革命，使人类进人信息社会。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是社会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形态递进的根本基础，是其物质技术保证。

　　人类第一次正业革命完成于19世纪中叶，领导者是英国，主导产业是纺织业、煤炭、蒸汽动力和火车交通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于20世纪中后期，领导者是英国、德国、美国，主导产业是电力、石油化工、汽车工业、造船、家用电器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是美国，从20世纪70-80年代起至今仍然在继续，主导产业是电脑、无线通信和互联网，核心是互联网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其发展超乎人们的预料，它开创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深刻改造着第一次和第融和贸易运行模式，改造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科技进步引导的工业革命促进社会生产1力飞跃的同时，也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形成了商品交换经济、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今天以金融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的金融经济,形态。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生产社会化，资本会化。

　　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就是，我们面对以电脑、互联网和无限通信为核心的全球信息科技革命，也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浪潮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与这一革命息息相关。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就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正是利用互联网统治的核心技术，互联网技术的突进，不仅引起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且使其金融资本形态复苏变化，统治手段发生着变化。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改造最显著和最深刻的领域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特别是金融模式。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满足金融资本g取最大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在美国，以“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带动的高科技产业兴起，金融创新应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挑战，成为新技术产业化、促进技术创新的推动者。特别是风险投资创业资本对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起到重要促进作用。风险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它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支1持，更是由于发展了一套高效的资金配置、运作、监管的机制，把金融、技术、人力资源结合起来，优化资源配置。高新科技与金融创新相互的结合，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使金融服务现代化，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资本积累增添了新的动力。

　　的技术创新，由此带来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这是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首要原因。也是维持美元世界货币霸主地位的基础。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能力大大扩充了它的资本功能能力和范围，通过操控美元价值，升值或贬值，调整美元利率、汇率，制定货币政策主导国际资本流动，进而主导全球生产、贸易、金融运行。

　　(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具有被金融资本所掌握，又用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属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被金融资本所掌握，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形成金融资本新形态--虚拟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转换。信息技术革命所带动的科技革命，它与金融创新结合,形成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新要素。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被金融资本所掌握,形成新形态的金融资本--虚拟金融资本为主导统治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经济领域、社会经济结构的金融化变化，然后形成社会、经济、政治全面的金融化统治。

　　表现为垄断资本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逐渐由传统的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向高技术领域和金融领域扩张；由实体资本向虚拟资本转换，形成新型的金融垄断控制的发展演变过程。经历了从垄断资本向金融领域转移和金融垄断资本虚拟化、杠杆化的转化。突破传统的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形成的金融资本，形成掌控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的，三位一体，或多位一体的新的金融资本形态。首先，工业垄断资本向金融领域转移。垄断资本大举进人金融业，使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形成金融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例如以石油垄断为基础的洛克菲勒财团，以大通曼哈顿银行为核心，下有纽约化学银行、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以及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等学、橡胶、汽车、食品、航空运输、电信甚至军火工业控制了许多企业，成为金融资本控制工业资本的典型。

　　然后，金融垄断资本虚拟化、杠杆化。虚拟金融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由配角转变成为主角，而且脱离实体经济在虚拟经济领域空转，攫取暴利。一方面，社会资本过多流人和集中于金融领域，银行和金融事业机构过度发展；另一方面，在金融自我循环中，劣质金融工具的使用和多次使用，即杠杆率过度增大。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活动中超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信用交易活动量的过度增大,特别是金融虚拟资产交易量的过度扩大。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业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在金融化的发展新阶段,资本作为社会生产的要素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用，这时，与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的同时，资本社会化得到发展;但是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所有制性质并没有改变。大型的国际性的金融垄断集团，各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以国内、国外的金融市场为其吸收、掌握大量货币资本资源,进行金融化运作，以获取最大利润。

　　新的金融帝国的社会基础，就是形成这些超大的新的金融垄断集团。一个是拥有传统的工业垄断’同现代知识资本、高新科技产业结合’用现代金融武装起来的资本巨擘。通过对核心技术的垄断权，本国实行产业空心化，对发展中国家输出低端产品，获取高额利润，输人廉价消费品。再一个是在市场经济大发展、金融市场独立运行条件下产生的脱离实际生产领域的虚拟金融资本机构。例如华尔街的大老板和金融家，手上操纵着巨额资本或管理着经营着千百个基金，从国内外汇集来的社会资本，通过他们设计和营造的金融机器而发财，实现着对剩余价值、利润的大肆掠夺。他们是占全部人口1%的大富豪，统治了占人口99%的民众。

　　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技术的影响至今仍然持续，这一生产力进步的成果与发达资本主义金融垄断统治的结合，对世界的霸权今天仍然存在。对于我们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就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作为生产力进步的手段，与传统产业结合，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领域结合，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发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功效。

　　我国正处在这个信息革命的大潮之中，信息化、互联网日益普及，日益深人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去。2012年又提出互联网+理念。它与今天倡导的创新驱动发展，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中国各项发展事业，与各行各业的发展密切相关。2015年我国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概念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行动计划，重点时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环境，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增强新的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这就阐明了互联网+加什么，怎么加。

　　看互联网的发展，今天发现，它发端于西方国家，而成就于中国。1998年PayPai在美国成立，在传统银行金融网络与互联网之间为商家提供网上支付通道。加上亚马逊支付、谷歌钱包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出现,美国一度占据全球互联网支付的主要份额。而到2013年，这个历史被改写了，美国被中国超越。就是因为现在中国，首先互联网金融伴随电子商务的发展而生发、成长，移动通信技术快速发展，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的金融创新是重.要的推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导致社会的全面的金融化根本不同，互联网信息技术始终要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即为不断增长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服务。它必将带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广泛参与社会生产与生活，享有更富裕的物质生活，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摘要]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影响力已经在全球经济的沉浮中得到深刻揭示。这种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美国所独有的金融霸权。本文基于对当今时代美国金融霸权三大表象及两大支柱的分析，结合政治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美国所独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支撑美国经济金融领域霸权形式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天天游戏、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而对于这个事实上的“中国华尔街”来说，未来还会有多大的上升空间，如何创造更加国际化的金融商务环境，实现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才是眼下很多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加快金融街的拓展建设；深化与伦敦金融城的友好关系，确立双方在信息共享、人才交流、相互推介等方面合作的长效机制；在多个业界高层研讨交流的场合频频彰显“北京金融街”的影响力；成立北京海外学人中心金融街分中心，细化相关政策，以吸引全球的金融、管理等精英向金融街汇聚……从这些表象之下读出的答案是：金融街正在努力扩大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西城区将谋求金融业的更高层次发展。

　　毫无疑问，作为首都金融的主中心区，金融街缔造的传奇透射着中国金融业的变革方向，接下来将是深化发展方式转变以保持持续稳健发展，努力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并为全球金融业的创新变革作出贡献。

　　从1992年国务院批准建设金融街，贯穿着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金融街在经济规模总量、产业结构配置、市场体系构建等方面不断实现着新跨越，总部型经济、结算型经济的特点日益凸显，已汇聚起中国乃至世界的高端产业集群，成为了展示北京的经济名片，并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见证着新兴业态在这片土地上的蓬勃创新。

　　目前，金融街地区金融资产已达50.4万亿元，占北京市金融资产的比重约为78.4％，占全国的比重约为52％；控制着全国95％的信贷资金和65％的保费资金；人民币大额支付系统业务占全国的38％，外汇大额支付系统业务占全国的50％，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23％。金融从业人员17.3万人，占北京市金融从业人员的70.1％，占全国的4％，高端金融管理人才聚集效应明显。

　　2010年，金融街地区实现三级税收1358.7亿元，占北京市三级税收的22.5％，平均每建筑平方米年创税收达4万余元，可谓寸土寸金、集约高效，是北京当之无愧的“经济名片”。

　　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街聚集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国家宏观金融决策和监管机构，已经成为国家金融信息的中心。这里承载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刻变迁、金融创新的攻坚破冰、金融危机的化险为夷。

　　金融街核心区狭小的空间还集聚着153家各类企业总部和地区总部。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全球金融企业上市公司市值排名中分别位列第一天天游戏、第二和第五名，国际地位举足轻重；国内第二大证券公司一银河证券、全国首家上市证券公司一宏源证券等堪称证券业界的领军旗帜；国内资产和保费规模最大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国内再保险业务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等彰显中国保险业的蓬勃发展。区域内还聚集着电信、电力、石油、天然气、建筑等相关产业的大型企业总部。

　　2010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54家中国企业中，北京市有30家，其中12家总部设在金融街地区。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2家外资金融总部在金融街设立机构。近年来，先后有100余家外资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入驻金融街，其中外资法人行3家，占据北京市总数的近半壁江山。世界顶尖级商业银行和国际知名投资银行云集，包括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法国兴业银行等；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集团，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苏格兰皇家、瑞士银行、法国兴业、加拿大皇家等银行集团选择将其旗下各业务条线的分支机构在金融街集聚，逐渐形成综合型业务中心或区域总部。随着国际金融资本进入和国内企业海外市场拓展，金融街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当前，金融街已经形成以银行、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业态为基石，资产管理、股权投资、交易市场等创新金融业态为动力的产业发展格局。随着70余家资产管理、基金、股权投资类机构的入驻发展，使金融街金融业态更趋丰富。其中，中国长城等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多元化市场运作中盘活资源，获得飞速发展；全国资产量最大的股权投资基金的母基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全国投资领域最广的股权投资基金的母基金--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正引领着基金等新兴业态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11家全国性金融结算中心及要素市场在金融街的建立，正推动金融街市场体系建设日趋完备。其中，中央外汇业务中心运营管理我国外汇储备约2.8万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掌控着全国资金流动的主动脉，中央证券和中央国债两个登记结算公司分别负责全国证券业务结算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的集中托管与交易结算，可谓全国交易规模、结算规模的代言人和晴雨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是国内首家挂牌运营的全国性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与区域内林权、矿权、棉花、资产等交易所相得益彰，促进要素市场交易更加活跃；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正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场外交易市场；其总部经济发展优势更使金融街发展成为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的积极推动者。

　　如今，西城区已经建立了政府、企业、商会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形成了多元化、市场化的服务格局。专门成立了政府直属机构--金融服务办公室统筹区域金融服务事项，并依托物业公司等社会力量组织区域配套建设，借助金融街商会开展会员服务，多维度、多层级提供全方位服务。

　　坐拥着全国金融培训中心、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等著名全球性专业培训机构，西城区定期举办金融商务会展、高端专业论坛以及金融音乐会。专题摄影展等文化交流活动，金融街的人文品牌日渐响亮，已成为面向全球的金融高端人才荟萃之地。

　　从西城区现有的金融业规模和含金量，以及西城区促进高端金融业态加快集聚的种种作为来看，未来金融街的持续高速发展仍然不容置疑。

　　仅从1.18平方公里空间集聚着“一行三会”和中国传统金融业务“银证保”的绝大多数巨头总部这一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来看，由于诸多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大多都依托于传统业态的合作和共生发展创新而来，因此，西城区对新兴金融业态集聚所产生的强大吸附能力仍将无可替代。

　　更为重要的是，西城区明确了服务立区、金融强区、文化兴区的“十二五”发展战略，并将利用“一核一带多园区”的产业空间发展布

　　局，促进“一核”即金融核心做大做强，并以金融街为中心区，以德胜科技园、广安产业园为辐射区，以白塔寺地区、西单商业商贸区和南闹市口地区为配套区，集中发展金融及其相关产业。通过建立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体系、立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金融业的创新力、集聚力、贡献力和辐射力，也已经被西城区明确为“十二五”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必将为金融街集聚更多的高端优质资源创造条件。

　　而对于眼下新兴金融业态亟需落地与发展空间日趋逼仄之间的矛盾，“存量资源置换，增量资源拓展”更被看作是金融街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立足现有空间提高资源承载力的绝佳之策。“存量置换就是尽可能地挖掘区域内可置换的资源，满足外部机构的入驻需求，比如首都时代广场通过置换牵手中国人保集团。而增量拓展则是为丰富金融业态创造更多的新空间。”西城区金融办某负责人说。

　　此外，由于北京相比上海、深圳，缺乏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市场，西城区则设想利用中国棉花交易市场、中国林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11家金融要素市场在金融街集聚的自身优势，努力做好“市场”这篇文章。

　　对此，西城区则依然延续着以往“先做好自己”的务实低调行事风格，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创造更加完美的投资发展环境。

　　在服务配套方面，西城区深知一个区域虽然是金融产业为主导，但并不能惟金融产业而发展，须从金融业自身的发展需求出发，重点引进金融资讯服务、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和著名的金融培训教育机构、资格认证体系，同时配套富有特色的餐饮、购物、休闲会所等，并设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打造金融精英聚集高地。试图努力搭建起国内外闻名的金融信息交换共享平台，提升金融街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环境建设方面，西城区秉承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将按照国际一流标准规划建设城市环境和配套设施，注重发展符合LEED标准的高端物业，并积极优化生态环境，创新交通规划和信息网络建设，配套地上地下立体式交通网络、主题文化广场和数万平米的休闲绿地，以及相关城市服务设施，进一步提升金融街的环境品质和服务功能。

　　在品牌提升方面，“十二五”时期西城区将挖掘新西城深厚的皇城和民俗文化底蕴，并融入国际金融文化，营造国际时尚与中国传统交相辉映的金融文化氛围，重点打造金融文化品牌。

　　因为，西城区意识到一个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化的作用和对产业的凝聚力会更加凸显。作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神话和传奇，西城区金融街的历史、发展状况、理念、未来设想等形成的特色文化内涵都被外界所关注和看好，在品牌打造推介、物化载体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文化挖掘的必要。比如已在西城区政府设想之内的都城隍庙金融文化展示中心，计划将中国金融业发展历史、金融街发展变迁、未来设想、人物事迹等等元素提炼之后进行中国金融文化的集中展示。

　　在西城区看来，如同美国的硅谷，外界极少看到其渲染在科技机构集聚，产业发展方面有多大的辉煌成就，而正是其一直引以为傲且被外界广泛熟知的多元包容文化，才使得全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去硅谷发展，并最终打造了硅谷的神话与传奇。

　　而作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华尔街”。西城区则需要在金融业逐步发展、金融街品牌逐步成熟的同时，进一步提炼形成金融人才共同认可的文化内涵，并最终形成无法撼动的核心竞争力。

　　种种迹象都在向外界表明，金融街继续保持高速成长正在变成现实，其继续引领中国金融业发展方向的大势也将不可逆转。

　　但也并非没有挑战。上述西城区金融办某负责人坦言，金融业作为经济的核心，是世界公认发展最为快速的行业之一，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也向世人证明，金融业也是一个变幻莫测且充满极高风险的行业。如何准确把握行业的发展趋势，判断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区域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是摆在金融功能区管理者面前一个永恒的课题。

　　而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国内甚至国际市场对于金融产业资源争夺的白热化，以及国内除北京之外的深港一体化发展格局的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以及天津滨海新区将金融改革创新列为综合配套改革之首等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逐步升格，金融街的未来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也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关键阶段。

　　其实，以金融街为核心的西城区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受益于国家、北京市和全社会的支持，而今国务院1992年批复金融街建成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目标已经实现，下一阶段的再提升，则仍然需要国家和北京市给予更多的支持，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将金融街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虽然西城区金融业和金融街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一直在提升，但多年来包括金融街在内的西城区发展始终保持着务实低调。

　　近年来，外界尤其是国外尽管知道西城区的金融街是中国金融业的“王者”，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其中潜藏的内涵到底有多重。比如，令众多国际金融机构震惊和艳羡的，金融街拥有占北京市的78.4％、中国的52％的金融资产。

　　但与世界其他国际金融城市相比，无论是国际化氛围，还是国际机构的数量规模等，对于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金融中心城市的北京和西城区而言，由于同新中国一样仅仅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其国际化发展程度都还有差距。

　　北京市市长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提到，“十二五”期间，北京要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成为国际社会重大活动的重要目标地和国际一流的旅游中心城市。

　　对于金融街，北京“十二五”发展规划也明确要提升其品牌价值，其目的则是希望进一步分析、整合、挖掘现有资源，通过提升其品牌价值天天游戏、品牌形象，发挥出更大的效用，使其成为北京提升国际形象和进行国际招商引资的高端平台。

　　事实上，在国内，因金融街不容置疑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地位，金融街乃至西城区的一举一动长期被置于聚光灯下，多年来其他省市和北京其他区县的学习考察从未间断过，且每年都会有不同层面的领导到金融街进行专题调研。

　　而在国际交流方面，西城区的主动出击也为其国际化发展赢得了先机。其中最为外界所称道的是，2010年9月，西城金融街与伦敦金融城确立了友好交流关系，明确双方将在高层研讨、品牌推介、人才交流、投资促进、经验分享等方面给予对方支持。

　　与此同时，西城区积极引入、参与一些高端的学术会议、会展交流等大型活动，提升区域的线年，在参加京港洽谈会时在金融论坛上致辞；首次引入海峡两岸最高层面的两岸金融研讨会；与金博会组委会合作，第一次直接主办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等，这些对提升金融街和西城金融业的品牌价值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仅仅是金融街和西城金融业体现国际化程度的一个开端，而中国金融产业自身发展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存在的显见差距，则需要产业本身的创新和努力，并不会在一朝一夕间实现质的改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是顺应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纷纷响应联合国发展绿色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的号召，绿色金融的概念也由此被提出，开创性地将环保因素引入金融活动过程中，通过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绿色金融服务来保护环境，将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结合起来，以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文在对绿色金融的内涵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发展绿色金融对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节约的现实意义，并通过分析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提出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并完善制度保障、引导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完善绿色金融机构的内部建设等措施来促进我国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绿色金融也叫可持续金融，是指企业在开展金融活动时要增强环保意识，注重保护环境，加强对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从而保证经济增长与环保产业的协调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纷纷响应联合国发展绿色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的号召，绿色金融的概念也由此被提出，开创性地将环保因素引入金融活动过程中，通过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绿色金融服务来保护环境，将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结合起来，以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980年，联合国大会提出要处理好经济、生态和自然资源等的基本关系，确保可持续性发展。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发展绿色经济的风潮。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提出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确定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计划，并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文明，推行绿色消费，明确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危害性，培养可持续发展意识。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在日本京都签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呼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发展绿色经济。世界银行在2001年11月发布《做出可持续的承诺一世界银行环境战略》，该战略提出要将减少贫困、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结合起来，把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的战略路径。2003年6月，国际金融公司与花旗集团、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与西德意志银行等私人银行采用世界银行的环境保护标准与国际金融公司的社会责任方针，联合制定了“赤道原则（EPs）”，该原则第一次把项目融资中模糊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明确化、具体化，使整个银行业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得到了基本统一，也使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并通过发挥金融业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12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报告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杜鹰介绍了该报告总体情况。

　　综合来看，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下，绿色金融已经得到了初步发展，并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和要求带来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发展绿色金融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长期高速稳定的增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很多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环保意识不够强烈，各种污染事故的预防机制和善后机制不够健全，严重影响了产业的优化升级。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使这些企业陷入贷款困境，通过控制他们的资金来源减少了环境污染，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绿色金融有利于发展可持续经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也是发展经济的前提保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危害十分巨大。绿色证券制度的实施将环保审查纳入拟上市公司的审查要求里，以此来引导其发展绿色经济。绿色金融也通过影响公众的投资行为使自然资源和社会资金得到有效配置，减少了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金的浪费，促进了可持续经济的发展。最后，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为绿色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健康的增长方式。

　　发展绿色金融对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金融机构提升经营绩效。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环境经济和绿色金融已经成为了新的投资热点，为金融业务活动提供了绿色商机，也为金融机构提高业绩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发展环境。其次，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在经营活动中所面临的风险。发展绿色金融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的关键拐点，绿色证券制度、绿色信贷制度和绿色保险制度等的实施有效控制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保证了其日常运营的健康和平稳，有利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也有利于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虽然发展绿色金融增加了政府的监管成本和企业的运营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发展绿色金融符合国家发展绿色经济的可持续性要求，也顺应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信贷结构得到优化，提高了企业和银行的风险抵抗能力，使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得到有效提高。

　　我国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政府为了治理这些破坏和污染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污染过多、资金有限，不少环保项目仍然存在着资金不足的问题，发展绿色金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有效的途径。绿色金融为环保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各种绿色政策的激励机制使社会资金流向环保产业和注重环保的企业，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环保意识，保护了生态环境，也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浪费。

　　从绿色金融在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等原因的影响，政府虽然发布了不少环保政策，但金融机构的实际实施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2007年，国家加大了环境整顿力度，并颁布绿色信贷政策，我国的绿色金融才快速发展起来。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政府相继发布了多项通知和公告。2007年以后发布的重要意见和通知有：《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防范和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节能减排授信丁，作指导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绿色信贷环保指南》、《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里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意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上作的意见》、《“十二五”能减排综合性下作方案》、《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和《绿色信贷指引》等。

　　为了发展绿色金融，政府相关部门在出台各项政策法规的同时，我国各大金融机构也积极签署各项协议、意见和声明，为发展绿色金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例如：国家开发银行的《开放性金融合作协议》和《太阳能发电开发评审制定意见》，进出口银行的“中国节能融资项目”，兴业银行签署的《金融机构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招商银行颁布的《可再生能源行业营销指引》和《绿色金融信贷政策》，中国建设银行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建设银行减排授信管理工作的方案》，浦发银行发布的《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和《建设低碳银行倡议书》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是顺应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本文针对发展我国绿色金融，提出建议：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制度保障；引导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完善绿色金融机构的内部建设。具体叙述如下：

　　政策法规的支持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基本保障，因此，政府应积极完善节能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制度保障，并确保这些政策的顺利实施，通过法律的手段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将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同时，也要发展绿色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将绿色GDP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考核标准，通过绿色金融法律体系中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引导资金流向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政府相关部门也应不断发展和健全绿色信贷制度、绿色保险制度和绿色证券制度等，引导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管作用。

　　企业要积极响应国家发展绿色经济、倡导节能环保的政策号召，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在企业内部宣扬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强调环境保护对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提高每个员工的环保意识。同时，企业应该处理好追求利润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坚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利润的增长，将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经营目标，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抓住发展绿色金融的契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树立绿色企业的良好形象。从长远来看，发展绿色金融符合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可持续性要求，也顺应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天天游戏，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发展绿色金融不仅能够提高社会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从国际上看，国际金融公司提出的赤道原则得到国际银行业的广泛认同，碳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创新型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金融和生态环保融合不断拓展。在中国，金融部门逐步推进两高一限和环保一票否决制等政策和措施，限制污染性的贷款与融资，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

　　最近，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首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相继发起和成立。但随着两行一金筹备工作加快，国际上对两行一金在绿色金融与投资方面的政策走向存在误解和疑虑;而从国内看，两行一金应做好企业和金融走出去的国际形象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在介绍当前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主要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笔者运用和扩展公共池塘资源共同治理理论，分析研究当前中国在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构建社会参与部门协作国家规划国际合作四位一体多层次跨界合作治理的绿色金融体系的一些政策建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跨学科研究理念和方法，对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等案例进行考察，分析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把新制度主义学者所使用的策略与生物学家的经验结合起来研究，以理解生物世界有机体及其复杂过程的问题，认为选择有机体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情形，称之为公共池塘资源，即将人类公共事务当成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能够进行自我治理，进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共同收益的公共事务领域(奥斯特罗姆，2012)。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务的制度理论，包括自主治理模式多元化，认为好的治理应该是不同利益团体或者中心的竞争和制衡的过程和结果，是自我演变出来的多元治理模式，以解决单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并未带来社会福利增进的公地悲剧与搭便车问题。公共资源共同合作治理理论对于研究和推进构建多层次跨界合作共同治理绿色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上下结合、部门协作、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借助两行一金的成立契机，构建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协调走出去企业和金融机构行为，实现国家形象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

　　生态系统具有多层次性、开放性和关联性，对待生态问题往往不能以行政区划和单一政策举措来解决。无论从地方和中央看，还是从国际区域和全球看，要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就要将金融政策体系与生态系统的多层次性和开放性相衔接。一般地，政府由多种部门组成，而以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政府则分布于全球各大洲。于是，生态金融政策系统就是一个国际上以国家和地区为单元，国内以中央与地方为单元，具有多种中心，以维护良好生态环境为目的金融配置资源的公共池塘资源，可以粗略划分为以区域乃至全球为系统的国际公共池塘资源、以整个国家为系统的中央公共池塘资源、以地方为系统的地方公共池塘资源等三个层次，其中地方公共池塘资源还可以按行政级别往下细分，也可以生态特征分成跨地区的地方公共池塘资源。这就形成一个多层次跨界合作治理的生态金融的公共池塘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应具备的要素如下:

　　一是生态金融系统的整体性、分层性。所谓系统，就应当是多元的、多层次的。绿色金融的推进虽可在单个国家层面上获得成效，但由于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巨大外部性，其最终的发展需要各国之间的协同努力。在现代社会，政府组织在生态金融系统中是重要主体，可以分为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这就要求政府组织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从整体原则出发，以合乎生态金融系统特征的行为理念，开展顶层设计和多层次多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以共同维护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从微观看，引导社会每一个体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参与生态环境的监督和讨论，是降低生态金融系统运行成本，收集民智的基本要求。而宏观看，引导社会民间资本进入生态金融系统，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一致的绿色项目投资(绿色金融工作小组，2015)。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生态金融系统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基本要求，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三是扎实的地方财税基础与有未来、有效率且满足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系统。在地方财税薄弱的状态下，金融系统成为无根之浮萍。只有财税基础扎实，金融系统才能对地方某一项政策资源或其组合作出积极响应，盘活地方资源。

　　四是预算规划的公开与执行能有效推行政府首长预算责任制。这一要素是规范财政预算，约束地方政府一把手，保证生态金融/财政良性循环的重要制约机制。

　　五是国际间、央地间和部门间的跨界合作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更涉及政府和市场功能定位、资源价格改革、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等重要命题。以两行一金的绿色金融政策系统建设为纽带，联结国际规则与国内政策，需要财政部、央行、环保、发改等部门的配合与推动(绿色金融工作小组，2015)。由此，推动央地间上下联动，实现社会参与部门协作国际合作机制的形成。

　　六是政府部门科学政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执行，也包括在央地间建立新型智库体系，搭建各种论坛，研究和编制各种重大议题规划，建立执行评估和纠错机制(曹军新，2015)。

　　七是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和运行良好的金融生态系统。法律执行等方面的法律环境问题，既要防范地方保护主义，也要有诸多支持生态环境建设保护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是地方生态金融系统公平运行、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机制。

　　从生态金融系统来看，由于中国处于体制转型时期而缺乏类似在发达国家中常见的基础设施和体系，当前绿色金融体系建设遭遇一系列微观制约因素和宏观政策困境。

　　一是民意支持的广泛性、决策层意愿的明确性与系统性顶层设计迟缓出现冲突。近十年来，金融界、学界和国际社会在绿色金融的研究和国际经验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相关研究和理念得到广泛传播，绿色金融发展逐渐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基础。最高决策层的支持和关注也是前所未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国务院相关文件也要求一行三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支持环境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政策。但是由于受条块分割等体制性因素和金融危机等经济因素影响，涉及绿色金融的系统性战略规划迟迟未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少数相关部门仅仅出台了一些零打碎敲的部门政策措施，如目前与环境相关的信贷政策多属于限制性措施，但缺乏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绿色项目的鼓励性措施。这种弱组合性政策，没有充分引导资源进入新的绿色行业，推动结构转型的力度有限，从而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政策合力。

　　二是政策咨询的可操作性与专门推动组织的缺位有冲突。现实中，发展绿色金融要涉及大量部门之间的协调、金融与环境的专业内容和风险防范。而当前国家缺乏一个专门负责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协调机构，造成政策建议的操作性不明显，也难以及时转化成政策;部门协作既不及时，也欠良好效果，政策的系统性缺乏;条条政策多为限制性，正向激励少，导致地方环保事件频发，地方积极性难以调动。

　　一是部分企业、金融机构推动行业环保标准、组建相关行业协会的意愿性和自主性与现行体制对行业标准和行业协会的垄断存在冲突。1998年行政体制改革以来，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已转换成行业经营公司或行业协会，但部门管理经济的方式依然保留先前的思维和手段，行业资源分配、行业标准等资源往往由这些行业经营公司和行业协会掌握，实际上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除政府部门高度掌握行业管理资源、控制民间力量推动行业标准和成立协会外，这与民间缺乏结社的传统文化有关，企业、金融机构存在过多依赖组织和政府的思维方式，紧紧围绕政府配置资源，认为企业间、金融机构间只存在竞争关系，难以建立相互信任合作的关系，因而推动行业环保标准、组建行业协会的意愿性和自主性就大打折扣，受到较大影响(曹军新，2011)。

　　二是部分企业、金融机构所推行的战略可持续性与市场行为的趋利性之间存在冲突。近十年来，许多企业、商业金融机构开始将可持续发展引入其商业战略，注重可持续性发展、环境和社会问题，关注自身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不过，目前全国仅有兴业银行一家商业银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则。而当前整个市场处于浮躁状态，真正将环境和社会问题纳入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也是凤毛麟角，甚至有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打着环保、绿色和社会责任等口号，围绕行政部门配置资源，抢占资源，扩大市场份额，形成突出的地方债务和融资平台风险问题。这既与市场行为本身的短期性和趋利性有关系，也与宏观管理的缺失有较大关系，因为目前对污染严重的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金融机构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导致整个市场的趋利性得不到及时纠正和医治，进而挫伤真正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企业、金融机构推行可持续性战略的积极性。

　　三是部分企业、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政策调整的空隙和不连续相冲突。从总体上说，近十年来我国相继出台的环保政策和信贷政策在不断深化，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给予了相当重视。但是也存在政策调整的空隙较大和不连续问题，文件缺乏系统的规划和真正有效的落实，存在炒作概念的倾向，未能为各方参与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创造必要条件和扎实的基础。由于央地之间存在政策执行链条过长、效果不易控制和评估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要真正全面制订和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往往无所适从，这增加了企业运行的成本开支，常常遭遇不公平的政策待遇。如同样是体现低碳的生态型企业，却在同一时期或者前后期享受不到税收等政策优惠(曹军新，2011)。

　　一是地方财税基础薄弱、财政补贴政策碎片化与财政补贴对绿色金融正向激励性之间存在冲突。财政对生态信贷贴息是一种政府间接引导投入的机制，通过向社会发出信号，动员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符合政策意图的领域，既可减轻企业付息负担，也可降低贷款回收风。